每个人都穿有鞋子，每双鞋都须有鞋垫，它是垫在鞋子里面的东西，鞋垫是一种标志，是一种仪式，也更是关中农村一种习俗，一种穿着文化。
从我记事起，母亲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活，她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不识一个字的庄稼人。在那个大集体年代，当妇女队长的她，白天要带着妇女们干各种体力农活，有时累得直不起腰。而她的针线活儿只有见缝插针了，我们全家七口人的穿衣全要她一人来做，劳动间息做，散工了，回到家里也做。但她纳鞋垫通常就在夜里进行，很是辛苦。胳膊疼了用另一个手捏一捏，腰疼得实在难受了，立起来或跪着直直腰，用手来捶捶腰际。借着煤油灯光，赶自己针线活，睡得很晚。第二天，天不亮时就早早起来加班又完成她手中的任务。天亮了，生产队上工的铃响了，她又拉着架子车活跃在生产队田地里。那时，往地里运土粪和平整土地的重活儿，那全是生产队妇女们干的，是很平常的活路。而母亲干的活却要比其她妇女多，散工了，她最后才能回家，这是我小时候对母亲的印象。
我一直认为母亲纳鞋垫是她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创作。从绘图、描印、直至搭线配色，她都能随心所欲，绝不墨守成规。创作的花卉、动物、字体等图案琳琅满目，多极了。母亲纳鞋垫时总是神情庄重，她纳的既认真又苛刻，一根线要反复挑上好几遍，一样的花瓣总要做出异样的姿态来。伴随着母亲“哧啦哧啦”的扯线声，我一次次进入梦乡，又一次次从黎明中惊醒。这声音在我听来有着不一样的欢欣，像雨点落地般轻柔地敲打着我的心，麻而酥，酥而痒。
母亲纳鞋垫时我曾不解的问过她，脚底下穿的东西，你活路很忙，昨还要做得那么认真美丽呢？母亲笑而不语，她似乎是回答不了的。后来当兵的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些，那时候没有电话，我在遥远的边关，给家里写信到我收到家里回信往往是两个多月时间，信成了我与家乡亲情的一个纽带。母亲在信里说，给我寄来五双鞋垫。有她做的，还有两双是她一手教大妹做的，我收到后既欢喜，又舍不得穿，训练累了，休息了，在宿舍床头柜里拿出来一双双观赏着鞋垫的图案，这时心里暖暖的，身体轻松了许多。后来五双鞋垫我仅留了一双，其余都送给一起执行特殊任务，家在南方的几位同连队战友了。他们拿着鞋垫既惊喜又高兴，翻过来翻过去的看，与我一样都舍不得穿她，保存了起来。
生性较为懒散的我，平时不大整理自己纷乱的思绪。如今，重新捡拾起这些属于民族的物事时，突然发现有的事物都和我的亲人们息息相关。我再也无法绕开她们而独自言说。生长在这里的亲人，已经溶入这里高天厚土太久太深，就像鱼归大海至死也不能分开，苦于只是难以言说罢了。她们才是关中大地真正的主人，而我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奔波在外的过客。现在我穿着的鞋垫是由妻子做了，但鞋垫不断提提醒着我现在从政的责任，我既与故土亲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忙于工作的我，似乎只是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