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游览了素有“春城”之称的昆明，并专程去西山拜谒了聂耳墓。
初夏的西山，满目葱翠。车子沿着盘山道路，逶迤开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登龙门索道站前，我手捧一束康乃馨夹马蹄莲，怀着敬仰、虔诚的心情，默默地踏上通往聂耳墓的山间石道。走着走着，我似乎回到了那“烽火漫天，血腥遍野”的抗战年代，感受到了聂耳刻苦学习，拿起音乐这个战斗武器，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在他入党至遇难前两年多时间里，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创作了《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之歌》、《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音乐作品。此时，那熟悉的、震撼人心的旋律，仿佛向我滚滚袭来，是那样激昂亢奋，惊天动地。
聂耳墓位于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道旁山坡上，背靠碧鸡山面朝滇池，周围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清幽、肃穆。高大的聂耳白色全身雕塑石像矗立在墓地前方，那凝思的神态，宛如正在构思谱写伟大的乐章。石像后面便是墓穴，上面覆盖着丛丛绿叶掩映的红黄白色的各式鲜花。进墓地，要经过三段共24个台阶。我缓缓地踏上象征聂耳24个青春年华的台阶，就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935年，年仅24岁的聂耳，肩负着党的使命，经日本赴苏联，途中不幸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想当年，聂耳出国时，祖国遭受敌寇的蹂躏，民不聊生;看今朝，改革开放，祖国昂首阔步，国泰民安。思昔抚今，正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墓地的设计匠心独运。整个外延呈云南月琴状，墓穴定在琴盘发音孔上。墓前设有7个花坛，代表音乐的7个音阶。墓碑镌有郭沫若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后刻有墓志铭。我在墓前静默着，将鲜花安放在坟冢上，向聂耳深深地鞠了一躬，陷入深深的怀念之中。
我的思绪被前来瞻仰祭奠的络绎不绝的人群所打断。于是款款地绕墓穴一周，突然被墓后竖立的6块弧形浮雕所吸引。浮雕上镌刻着一组画面，在风起云涌的天空下，一群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迈着坚定不屈的步伐，万众一心地高唱进行曲前进。透过这一幕，我仿佛看见了巍巍的昆仑山，滔滔东去的黄河，绵延逶迤的长城，千军万马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前仆后继……
聂耳的墓志铭中所述，“闻其歌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我的视线不禁模糊了……
悲壮的歌乐山
少年时读《红岩》，看《烈火中永生》，吟唱《红梅赞》，江姐等英雄形象及歌乐山悲壮的故事便始终萦绕于胸。后来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来，拜谒歌乐山始终是心中的一个情结。
临近清明，我有机会来到了山城重庆。轮船一抵达朝天门码头，便迫不及待地驱车直奔歌乐山烈士陵园。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郊。这里群山连绵，林木葱茏，遇风雨则万籁齐鸣，空谷传音，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但歌乐山之所以扬名海内外，却并非因为它的秀美，而是因为众多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它的缘故。
我们沿着幽幽小径拾级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浩气长存的烈士群雕。座座磐石，赫赫群英，气势磅礴，栩栩如生。在络绎不绝前来凭吊和瞻仰的人流中，我发现了一群蓝眼睛黄头发高鼻子的西方人也挤在其中。他们的神情十分专注，眼中闪射出一种特殊的敬意。从这敬意里，我读出了“英特纳雄耐尔”这句歌词的深刻内涵。
80多年前，歌乐山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所在地。1939年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秘密设置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大监狱，成了中美反动派倒行逆施的人间魔窟。
在这两座条件恶劣的监狱里，被关押的多为我党精英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如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中共下川东工委联络员江竹筠等。在那铁窗黑牢里，革命志士们受到了种种灭绝人性的酷刑摧残。然而，他们视死如归，始终不屈不挠，“愿以我血献厚土，换取神州永太平”。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挺进西南。蒋介石逃离重庆前夕，密令屠杀了关押的全部政治犯。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歌乐山下枪声大作，近200名革命志士恨饮枪弹，倒在血泊之中。烈士们仰天长啸，慷慨高歌，呐喊声震天撼地……遥想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令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战争的铁血和狼烟离我们似乎是那样的遥远。而此时此刻，我仿佛置身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疆场，回荡在耳边的是革命者那激昂豪迈的告白：“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意把这牢底坐穿!”我不禁陷入沉思：拥有今天且歌且乐生活的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做人才是无愧的。
啊，歌乐山，悲壮的山，殷红的山，你是一座碑，一座共产主义战士以身躯筑就、与巴黎公社墙齐名的丰碑，你永远屹立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