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腊月，家乡人们就习惯说农历，不说阳历，很有点倒计时的年味，把为过年购买东西叫跟年集。我们那儿的年集一般从腊月廿二才开始，传统下来的一句话是：“腊月廿二，门神爷上了吊”。那时卖灶爷、土地爷、财神爷等木板印的神像，不乱摆在地上，而是绷一根细绳子或铁丝，用夹子夹住挂在上面像经幡一样，五颜六色的随风招展，标志着有了年集了。我不爱跟年集，一是没时间，二是怕花钱。那时人们都很忙，职工上班，学生上课，农民学大寨，平整土地修水利，一直要干到腊月廿八、九才放假，并不像现在有双休日，假多。跟年集都是抽空儿，加上集市少、交通不方便等原因，是个很麻烦的活。但跟年集是过年的前奏，每年的境况又不都相同，有缘无缘地给人留下了辛苦充实、欢乐幸福，甚至光鲜体面的印记。
1970年我17岁，腊月二十，益店高中学校放寒假了，我们是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高中生，还是城镇户口，放假时学生灶给每个学生按指标发了1斤粉条，1.5斤大肉。拿回家中，母亲高兴地说：“这就不用跟年集了。”她还说，你明天得去南干渠水利工地，把你弟弟换回来，他已经在那儿干了整整4个月没回家了。母亲还给我2元5角钱，说收工回家时再买点白菜、红萝卜。第二天凌晨5点我就出发了，我们蒲村公社承担的冯家山水利工地在凤翔县的子沟附近。在岐山县城的西南方向吧，离我家大约有50里路。弟弟一见我就哭了，他比我还小两岁。在工地灶上给他买了两个馒头，并把母亲给的2元5角钱全塞进他的衣兜里。第二天下雪了，工程紧不停工。睡的麦草铺很冷，工地灶上饭很凉，但那时我正年轻。腊月二十九收工放假了，雪也停了，回家路过岐山县城，我用平时积攒的4元生活费在年集上买了3棵大白菜，4斤红萝卜，2斤蒜苗，割了2斤豆腐，还剩5角钱，给弟弟买了一顶新帽子。我用绳子打成一个大背包，在雪地里步行50多里，把年集背回了家。虽辛苦，但给全家带来简单的欢乐和希望。
1982年我在蒲村中学当民办教师，带着初三两个班的数学课，还当班主任。腊月十五就放寒假了，我把两班学习委员找来，年前我想给大家补10天课，每人每天2角钱收费，征求一下意见，谁知一下子报了80多个学生。这是学校第一次补课，学生、家长都热情很高，有的从家里提来开水，有的拿来闹钟，有的主动打扫卫生，教室里坐满了人，还有些学生家里困难但学习很好，也没有收费。学生学的很认真，我教的更卖力，根本顾不上跟年集。我把总共收来的160多元全交给妻子，年集由她来跟。她先割了几斤肉，燣成臊子，又去缝纫部给全家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又买了许多纸盒装的点心、桃酥等走亲戚的礼品，还打了两瓶散装的西凤酒和酱油。买了鞭炮对联和剪窗花的帖子，请了灶爷等家宅六神。接着先买了耐放的粉条、腐竹、木耳、黄花菜，最后几天买了豆角、大葱、蒜苔、韭菜、西红柿等。补课结束，她拉来一辆车子，把购买的年货装了满满一架子车，还给我买了一块蝴蝶牌手表。这年的年集跟得最充实，最开心的。开学后，学校王校长在全体教师会上把我美美收拾了一顿，他内心还是支持我的，因为从此，学校假期补课正式开始了。
1991年，我调进县委办公室当科员，起草文件、讲话稿每天忙得连颠带跑，晚上工作到12点前那不叫加班，12点后才算加班，发给加班费0.7元，刚是一碗羊肉泡馍钱。那时我工资每月76元，够花，有些老领导说他们刚参加工作时每月38元。就是很忙，送文件走进街道才发现有了年集，才知道快过年了。当时正开门建店，推行市场经济，街上人拥车挤，年集大的很。我顺便买了一捆葱。李主任看见了，他说老杨，先不要跟年集。放假了拿上个蛇皮袋子，见啥就买啥，一次就跟好年集了，先放在一起，最后用小车把你送回去。县委有自己的安排，只管好好工作。腊月二十八、九，在县委大院两棵法桐树下，食品公司支了个卖肉的架子，后勤组还采购了一批粉条、挂面、水果、蔬菜之类，都是本县或邻县著名特产，物美价廉，但我们忙得顾不上，整天围着县委书记转的干事，不可能没眼色的跟年集。一天，岐山高中王芝祥老师找我，听说我们从安乐购了些大米，能不能给他买点，街道上卖的米质量不好。王老师曾是我的同事、师长。我去问后勤组同志，他们说有，每人20斤。我立即买了，晚上送去，王老师问多少钱?要给钱。每斤0.134元，10斤1.34元，20斤2元6角8分，我能收吗?王老师听了后，说这么好的米，才这么点钱。是的，当时市场价就是这个，只是一般人买不到正宗安乐米。直到各部门、各乡镇把春节领导值班名单报送上来，我们把正月初五全县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县上领导的讲话稿修改打印好，并把领导一个个送回家，才松了一口气。后勤组给我们每人一包脱水蔬菜，大约是岐星村办企业送来的，有豇豆、蒜苔、生姜粉等，很有特色。县委办是培养干部、发官的地方，没有啥福利，更别说年货了。我急忙上街跟年集。像李主任说的那样，提着两个蛇皮袋子，从西街向东走，看见什么，就买什么，只要过年需要的。街道上人已不很拥挤了，一会儿就跟好了年集。办公室本来派帆布篷吉普就可以，但我宿舍有300块节约下来的蜂窝煤块想拉回老家，吉普装不下，就改派了卡车。那本是个老解放车，很旧，发动机吼声像喘气，但车门上黄漆印着“中共岐山县委”几个大字，和一个党徽，风光的很。县委那时没暖气，办公室和领导宿舍都烧无烟煤取暖，这卡车就是拉煤、拉基建材料的生活用车。村子里当年还没有汽车，人们多用架子车、自行车、手扶拖拉机。见这么大的一个县委的汽车送我，都以为拉了一车年货，实际上除了一般的几棵白菜、洋葱、红萝卜外，就是有300块蜂窝煤，还有一大包需要换洗的衣服。那年我跟年集最晚、最忙，买的东西也最少，但发现人的体面、声誉很重要。
悠悠，时光不与秋千老，只问平安不问年。
如今跟年集完全不同了，像奥运会口号一样向“更高、更快、更强”发展，网络、快递，一个比一个先进、高明。儿女们发来了湖南腊肉、青岛鱿鱼、广西的香榧果。时尚的长风衣、短大衣、卷着鼻子的健力鞋，还有印着三只松鼠的蟹黄味坚果，高山大树普洱生茶，真是五花八门。
他们在微信上说，我们在西安抗战“德尔塔”，你们在家好好过年吧。